晚明
（13年夏，踏入安全行业之前，读了几本书后写了这文，敏感词审核一直没过就一直收藏着了，当时还想着以后每年写一篇类似不同朝代的文章，结果...估计以后也很难再有机会写这类的文章了）
2013-08-10 07:59
曾国藩家书之《致诸弟述求学之方法》有言：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虽自有其道理，却也嫌矫情。盛夏炎炎，未如夜读春秋听风雨，亦是手执史书不曾释卷。
早年看教科书，近现代印象最深莫过于，大明的腐朽，康乾的盛世，而之后便是近百年的黑暗。是以一直奇怪引领了世界潮流几千年的中国，何以突然就落后了，还落后的一塌糊涂。小时候便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乾隆帝能够多活50年，中国还会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打败吗？虽然后来从他人口中得知往往归功于乾隆的闭关锁国，但细看对比明清，便不禁报以呵呵。
尔后再看历史，才发现这个最多人污蔑的大明王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骨气的大明王朝。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不纳贡，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记得《天工开物》，记得那约三百米长的郑和宝船，记得有密集劳动型的作坊出现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记得后膛炮已经规模应用，记得腐朽的理学开始受到重视客观实际的心学的冲击，“格物致理”第一次在理论与实际中出现并逐渐壮大；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的《中国札记》这样记载中：这里物质生产极大丰富，无所不有，糖比欧洲白，布比欧洲精美… …人们衣饰华美，风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礼，谈吐文雅。
初读明史很容易被吓着，廷杖厂卫，血肉横飞，宦官专权，残害忠良；这些固然都是血淋淋的历史，可究其根源，廷杖也好，厂卫也好，宦官也好，都是在皇帝的权力和自由被文官集团侵蚀得几近窒息之后，它们已经成了皇帝唯一可以拿来用用，做一把抗争的手段。明代虽然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王朝，却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王朝，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形成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关系。
大明以忠孝立国，以礼仪治国，统治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即便现在所谓法制社会也做不到，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皇帝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实因天意之所归，天意必须通过亿万臣民的信念而体现出来。皇帝和他的大臣，经常以庄严美观的形式举行各式各样的礼仪，又为巩固这种信念不可或缺。由于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与祖先不同，中期的大明朝，君主皆是在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所以作为明朝中期的皇帝可谓是悲哀的，一登皇位，他的全部言行都要符合道德的规范，但是道德规范的解释却分属于文官，他不被允许能和他的臣僚一样，他是被无限拘束的，任何个性的表露都有可能被指责为逾越道德规范。
儒学是文人的信仰，重名不重命是其最为宝贵的品质（当然也有不少以命博名来求利）。往往士人抱了一腔悲愤拼死也要把皇帝塑造或者纠正成尧舜那样的明君，因此他们和皇帝说话一点也不客气，犯颜直谏的臣子特别多，他们在奏折里对皇帝嬉笑怒骂、挖苦讽刺并引以为骄傲（这在康熙设南书房，雍正军机处，乾隆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中央集权的强化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权力高度集中视臣下为家奴的满清是完全不可能的，而文人风骨几乎是丧失殆尽）。海瑞曾经对嘉靖皇帝直言不讳的说：天下人不值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因为你的无能，天下人早不拿你当回事了！”雒于仁指责万历皇帝纵酒贪财好色，这些人可谓“名留青史”。
大明成熟的行政工具为文官系统把持的六部和内阁制度。虽然在开国之初曾经设立过丞相的职位，但前后三人都为太祖洪武皇帝所杀，并下令从此不再设置。经过一个时期，内阁大学士在某种程度上就行使了丞相的职权。大学土原来属于文学侍从之臣，供职于文渊阁，其职责为替皇帝撰拟诏浩，润色御批公文的辞句。由于文渊阁是皇帝的文书机构，和皇帝最为接近，在不设丞相的情况下，这个机构的职权就由于处理政事的需要而越来越大，大学土一职也变成了皇帝的秘书而兼顾问，虽然他们并不负有名义上的行政责任。
这种以阁臣代行相职的制度，来源于开国之君为了巩固政权而做出的苦心设计，目的是使皇权不被分割，也不致为旁人取代。这种皇帝个人高度集权的制度在有明一代贯彻始终。从理论上讲，皇帝的大权不应旁落，但这种理论并不总是能和实际相一致的。譬如万历皇帝9岁临朝，即被内阁大学土张居正和司礼太监冯保联手把持朝政。由于内阁制度的成熟，很多国家大事都是内阁处理了，而这些人的努力，成了大明皇帝懒散的资本。这就是明朝的部分皇帝不勤政，机构却能一直正常运行的原因。
纵观两千年封建历史，朝代更替的主要原因无非是内忧和外患。封建社会主要的资本即是土地，所以内忧往往为士族皇亲佛寺等等土地兼并隐瞒以及压迫剥削农民，只不过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表现；外患则多是北边游牧名族的入侵。所以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明朝晚期的处境与500年前的北宋晚期便颇为相同，同样的文化经济技术等高速发展，也同样是土地兼并剥削和连连干旱造成的内忧，外患则更是两者的当务之急。更有宋神宗熙宁年间王安石发起了变法，而明神宗万历前十年张居正实行新政，都是励精图志以变法求出路，也都是因种种以失败告终。
明朝的衰败公认的主因便是中期万历数十年罢朝期间，黄仁宇的明史研究专著《万历十五年》便以1587年前后种种描述了当时明朝的传统社会形态（整体不错，但依然觉得过于偏而且啰嗦，有些关键却未提及），“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而万历，这个同样庙号为神宗，在位48年为明朝在位时间最长，在后期罢朝近30年可谓空前绝后，亦是后世评论中明亡的始作俑者。幼年登帝，遇首辅及严师张居正，前后十年改革新政效果颇丰；亲政之始，即推翻新政，清算已故张居正，尔后一度励精图治，勤于政务，发动“万历三大征”守卫边疆属国和平内乱；直至万历十五年前后因欲废长立幼（准确来说是越过长子）而与群臣争执，及厌倦党争，而消极罢朝28年。
单纯指责万历一人，是极其不负责的。由于正德皇帝（万历叔祖父，后表）的缘故，之后文臣对皇帝个性自由的压迫可谓丧心病狂（不表，见于《明武宗实录》、《明神宗实录》、《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等），而幼年万历遇到的首辅帝师张居正对人极其严厉苛刻，即使万历也一样。只是张居正待人苛刻，于己却生活奢侈表里不一，虽然身前与万历关系极佳，但身后万历亲政知被其蒙骗，加之长久约束，遂对其无情报复。
嫡长子继承制度传统已久，万历皇后无子故无嫡出，而长子为宫女所生且身体不好，加之万历宠爱郑贵妃，遂爱屋及乌欲立其所生第三子。可惜帝家无小事，虽可合法却不合传统，在挥舞了大棒之后，却依然在视礼法高于生命前赴后继进谏的文官集团面前承认了失败。至于后来二十几年不上朝的举动，也很难说没有由此次挫败而生的心灰意冷。
立嗣而来的长久国本之争（中国历来有“太子者，国之根本”之说），不只万历与臣子争执，文臣派系的斗争更为惨烈，不仅将一个立志有为的皇帝变成一个荒怠的皇帝，更是引发了覆灭大明的东林党争和中国历史上最昏暗宦官九千岁魏忠贤专政之祸。史评万历荒淫迷恋郑氏女色，其实很难令人信服。《万历十五年》里当万历视察修筑自己的陵墓时有如此描述“陵墓内的葬室筑有停放样官的石床。石床上留出来的位置共有三个，除了皇帝和皇后以外，还有一个位置留给下一代皇帝的生母。万历目睹之余，不禁感慨系之。他所心爱的女人即使不能在生前成为皇后，在死后也应当陪伴在他的身旁。否则，他和世界上唯一能够合相印的女人在皇城的寺院里双双桥涛又所为何来呢？”
一代名臣张居正，人臣之极，人亡政息，功在社稷，过在身家。
明王朝经过两百多年的风风雨雨，到了嘉靖年间已是百病丛生，危机四伏，土地兼并日盛，大量农民的生活每况愈下，以致流民日益增多；政府税赋收入不断减少而开支却不断增加，国家衰亡的趋势不能扭转。而幻想长生不死的嘉靖皇帝（万历祖父）陶醉于炼丹吃药，以致奸相严嵩乱政。张居正的上位也是伴随一番政治斗争，与太监冯保联手赶走首辅高拱，并架空幼帝万历，从此独掌国家大权达十年之久，亦借此得以实现新政改革。改革核心为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政治上整顿吏治，高压解决官僚争权夺势、玩忽职守的腐败之风，此举虽有成效却导致树敌众多；军事则重用名将戚继光、李成梁，巩固国防；经济则清查土地，改革赋税，实行“一条鞭法”，量尽山田与水田，只留沧海与青天。
面劳瘁于国事，人亡而政息。张居正一心想整理全国赋税，曾于1580年终以万历名义实施全国耕地丈量；而万历十年（1582），量后统计还未开始，而他竟然资志以没，抱恨终天。由于土地改革触及诸多势力，加上一惯高压政策，可谓全面树敌，加上一些自身道德原因，万历亲政即推翻新政，清算张居正，最终落得身后抄家，老母饿死，长子自缢，亲族流放。
“他是一个天才，生于纷繁复杂之乱世，身负绝学，他敢于改革，敢于创新，不惧风险，不怕威胁，是一个伟大的改革家，他独断专行，待人不善，生活奢侈，表里不一，是个道德并不高尚的人。”（当年明月）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尽己之道为忠，以己及人为恕，张居正可谓知忠而不知恕矣。 张居正竭力推行改革，开创了万历新气象，大有一扫明朝颓废景象之势，史称万历中兴；然而因为诸多原因，死后不久即被清算，多年的心血也随之而去，可谓人亡政息，身死道消。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万历之孙，崇祯前任)，垂危的明朝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张居正，予以复官复荫。
世间已无张居正。早年曾游荆州古城，路经张居正故居，止而未入。
异端皇帝正德，离经叛道，褒贬不一，天性浪漫，不喜拘束。
前面说过明中期的皇帝是悲哀的，只是皇帝们的抗争，压迫下的反抗，往往一次次地以失败告终，直到明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与其他皇帝不同，他的抗争与其说是为了权柄，倒不如说是为了维护更多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自由。而且他的抗争手段比起单纯挥舞忒没技术含量的血腥大棒要有创意多了。只可惜在那个理学昌明的时代，正统历史对想象力的容忍程度极度逼仄。也许，这便是这样一位浪漫皇帝，顶上荒唐骂名的根本原因了。
正德登极未逾两年，就搬出紫禁城，不再受宫廷内部清规峻律的限制。兴之所至，也偶然临朝或出席经筵，但更多的兴趣则在于游猎。出于朱元璋朱棣血统的正德乐于金戈铁马，自封“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亲征达延汗获胜，只是在文官把持的史书里，对这场打退五万蒙古主力的“应州大捷”，《明武宗实录》正式记载的战绩却仅仅是斩首十六级，而明军自身的损失却是亡五十二人、伤五百六十三人。
历史的真相如何无从得知，只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终正德一朝，蒙古的铁蹄再也未曾大规模踏入明帝国的疆土。
得罪了笔杆子集团的正德皇帝，注定不可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光辉形象了。虽然有点对不住正德这个年号，而“武宗”这一传统的意义上明褒实贬的谥号，估计对他而言更会乐得一笑。值得一题的是，在文官集团的口诛笔伐之外，民间社会对正德皇帝的态度反而宽容许多，各地散落的传说故事，传统剧目《游龙戏凤》，还有现在的诸多电视剧。有趣的是，一向被诟病为对于传播错误历史知识居功至伟的戏说类影视剧，这一次却出现了比正统历史更加接近于历史真实的可能性。
正德一朝，前后有两个亲王造反，其号召天下的理由，则是皇帝无道，违背了祖宗的成宪。值得注意的是，其中造反的那个宁王便是唐伯虎里的那个宁王，便是作为王阳明得以施展军事才能垫脚石的那个宁王，也是《r蒲团》里的那个宁王。虽然刘瑾擅政值得诟病，宁王造反即与其有关。但值得一提的是，明代宦官，权重之时虽百官无人可与之抗衡，然而生死存亡却在皇帝的手中。这是明代宦官专政不同于汉唐时期宦官专政的一个特点，以往朝代宦官专政，宦官势力大到可以操纵皇帝的生死，明代却从没有这种现象发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明代中后期，皇帝多有数月、甚至数年不上朝的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皇帝不理朝政，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此时正是通过宦官来传达圣意，管理朝政，有野心的宦官正是借此来狐假虎威，加强自己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力其实是皇帝给予的，是代皇帝执行的，一旦皇帝认为情势将危及皇权时，便会采取强力措施来收回这种权力。正如刘瑾、魏忠贤势大遮天者，往往只要皇帝一句话就束手被擒，其中的道理可想而知。
只是正德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使以后的皇帝受益。相反的，他使以后的皇帝得到了更多的拘束。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官们没有防备而让正德任意妄为，那么这一教训正好成了历史的殷鉴。他们决心不再让朝廷的大权放在一个年轻人手里，听凭他任意使用，而是要设法把皇帝引进他们所崇奉的规范里。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明朝有如此多的奇葩皇帝，惟叹一句，误入帝王家。
“明武宗一生，贪杯、尚兵、潇洒，所行之事多浪漫不经，为后人所误解；同时武宗又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定安化王、宁王之叛，应州大败蒙古小王子(即达延汗)，精通佛学，会梵文，还能礼贤下士，亲自到大臣家中探望病情，甚至痴情于艺妓。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一个不同的明武宗，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明武宗。”
《明史·武宗本纪》末尾处“假使承孝宗之遗泽，制节谨度，有中主之操，则国泰而名完”，何其惋惜。如果不做皇帝，也许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或是该做什么；其实，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年轻人，不仅浪漫有情，而且聪明任性，正如你我。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当唐寅醉卧桃花树下时，远在千里之外的京城，一个活泼的青年正在郁闷地遥望江南。
明朝一哥王阳明，弘扬心学，知行合一，真三不朽，可堪圣贤。
自汉武帝用董仲舒，儒学一直为后世封建统治者统治的理论基础。直至南宋大儒朱熹，继承了北宋程颢、程颐的理学，自宋之后程朱理学，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方哲学，标志着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更趋完备。元朝皇庆二年（1313）复科举，诏定以朱熹《四书集注》试士子，朱学定为科场程式；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科举以朱熹等“传注为宗”；满清则基本沿袭明代科举制度。朱学遂成为巩固封建社会统治秩序的强有力精神支柱，其中尤以《四书章句集注》为学官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可谓捧到了一句一字皆为真理，对之后数百年社会思想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此节只论史实不谈学说）
王守仁，号阳明，谥文成。王阳明早期也是朱熹信徒，为了实践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决心穷竹子之理，格竹七天七夜，病倒告终。自“守仁格竹”后，便对朱熹学说产生了极大的怀疑。正德元年（1506年），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使他对《大学》的中心思想有了新的领悟，认识到“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史称龙场悟道。（好玩的是，释迦牟尼菩提树下悟时开口第一句："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唯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法严经》）
王阳明学说继承了鹅湖之会（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第一次著名的哲学辩论会）上与朱熹辩论“为学之方”的陆九渊学说，经王守仁的发展，形成一个比较精致的哲学体系，世称“陆王心学”。它作为程朱理学的对立面（一些观念几乎完全相反），深深影响了明代中晚期的官员、学者，后来心学流派一分为七，然最终落没于满清。但“王学”反而在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国家深远流传。阳明学在日本，直接成为了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唯一的精神领袖，传统思想抵制全盘西化的基础。剿脸萌蒋中正于日本期间，看到电车上很多日本人都在看王阳明的《传习录》，看一会闭目沉思一会，大为震惊之于开始阅读《传习录》，多次自称为王阳明的信徒，并把台北草山命名为阳明山以示纪念。
千古毁誉随风散，只是良知更莫疑。学术上的争执，文人的勾心斗角，笔刀子杀起人来比真刀真枪更为阴狠毒辣。心学理学之争，数百年未曾断绝，更有人将明朝的没落归到王阳明的“心学”上。而儒家里却是孔（孔子）孟（孟子）朱（朱熹）王（王阳明）四贤并列。王阳明心学作为个人修养学说很值得现在浮躁的年轻人一看，张居正、曾国藩、孙中山、剿脸萌、本朝太祖等一致推崇，只可惜墙内开花墙外香。
“大明王朝三百年，只出阳明一人。立德、立言、立功皆居冠顶，整个单人平定宁王叛乱，千古无出其右者。”“《明史·王守仁传》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阳明者。”“《左传》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而公认的历史上能够做到三不朽只有两个半，分别是孔子、王阳明和曾国藩（半个）。（王阳明影响着身后的整个大明朝，直到现在和以后，虽然现在读书人确实不多。学说推荐王阳明《传习录》，生平传记推荐吕峥《明朝一哥王阳明》）
临终之际，学生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君子自居东林党，九千岁魏忠贤，可言忠奸，难言是非。
儒学里往往将人分为两类，君子和小人，士人来讲则是清流和浊流，直白来说便是好人和坏人（有个段子，小时候以为世间只有好人和坏人，是数组｛好人，坏人｝；后来发现还有中间的，是集合[好人，坏人]；最后才发现只有中间的，是开集合（好人，坏人）。有好事者回复，换成男人女人也可）。信仰儒学的读书人，有很大一部分以君子清流自居，对自己苛刻，对他人同样苛刻。这样的人有很多，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也许身边便能看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儒家的好传统，但有些人却不懂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对人苛刻轻则遭人嫌弃，重则仇视报复。东林党便是这一类标榜清流的自居君子，同样出名的远为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旧党，以砸缸出名的司马光为首，生平惟二事，编《资治通鉴》，反对新法；近则是以清廉出名的海瑞，正直一生，却倍受排挤。
有君子，自然就有小人，君子排斥小人，小人嫌弃君子，加上利益的分配和身家性命，就是党争的本来面目。作为儒家君子，自然坚定忠孝礼仪长幼有序的儒家传统，以东林书院为基础的东林党人，是坚定的反对万历立幼的主力。只可惜万历活的太久，而且迟迟不立太子，长达数十年的国本之争，给不少利益为重的浊流人士（部分阉党、浙党为主）看到了废长立幼的希望，遂站立在了太子的对立面，而且出于万历罢朝和默许的缘故，一度赶跑了东林党人得以把持朝政，此时的太子可谓无权无势，甚至地位难保。直到廷击、红丸、移宫晚明三大案的精彩演出（还有影响比较小的“妖书案”、“诅咒案），东林党终于在万历死后通过支持太子上位而第一次把持了朝政。
其中两案甚为精彩，廷击案于万历晚期，有一人（后被判为疯癫）执棒闯入太子居所伤人，一番暗潮涌动之下太子得以稳定继承人地位。红丸案于太子登基一个月因用药错误而亡，加之朝廷内党派纷争激烈，使得此案的议论甚嚣尘上，并且多少带着东林党借机伐异的意味。尔后东林党的反扑可谓异常汹涌，使得其他对立党派甚至诸多中立人士不得不愤而依附深得天启（万历皇太孙，红丸案后接班）信任的太监魏忠贤以求自保。由于万历迟迟不立太子，加上一月即死的皇帝老子，所以少年天启未曾接受作为皇帝皇太子皇太孙应有的正规教育，却因喜爱木工成为了大明朝里最为奇葩的木匠皇帝。他曾亲自在庭院中造了一座小宫殿，形式仿乾清宫，高不过三四尺，却曲折微妙，巧夺天工（可谓木匠天才）。魏忠贤总是乘他做木工做得全神贯注之时，拿重要的奏章去请他批阅，熹宗随口说：“朕已悉矣！汝辈好自为之”，魏忠贤逐渐专擅朝政。
魏忠贤与外朝官僚的斗争，比起明代任何一次类似的斗争，更具有党争性质。当东林党被阉党势力彻底消灭时，东林“纍纍相接，骈首就诛”。东林党与魏忠贤，亡国之论历来有所争议，君子未必是能臣，小人未必不作为。但党争误国，朝政败坏，国力衰退却是不争的事实，这才是亡国的主要原因。（详情不提，功过不评，只论因果，如此而已）
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明，次年攻占辽东重镇抚顺。明兵大败，总兵官张承荫战死，万余兵将全军覆没，举朝震骇。四十七年，辽东经略杨镐率明军十八万，叶赫（满清世仇）兵二万，朝鲜（大明属国）兵二万，兵分四路，大举攻清。清兵八旗兵约六万人，集中兵力，专攻西路一路，杨镐全军覆没，称为“萨尔浒之役”。努尔哈赤以祖宗遗下的十三副甲胄起家，带领了数百名族人东征西讨，已接连三次杀得明军全军覆没，每一个战役都是以少胜多。努尔哈赤兴兵以来，迄此时为止，百战百胜，从未吃过一个败仗。当时有一句谚语说：“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敌。”女真人熟习弓马，强悍善战，而明朝武官地位地下，文官腐败严重，军队粮饷层层盘剥，吃空饷喝兵血，临战抓流民充数，其战力可想而知。
而袁崇焕（万历四十七年进士）正是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之下，去应付辽东艰巨的局面。当然，更艰巨的，是应付北京朝廷中的局面（魏忠贤专政）。背后是昏愦胡涂的皇帝、屈杀忠良的权奸、嫉功妒能的言官；手下是一批饥饿羸弱的兵卒和马匹，将官不全，兵器残缺，领不到粮，领不到饷，所面对的敌人，却是自成吉思汗以来，四百多年中全世界从未出现过的军事天才努尔哈赤，这个用兵如神的统帅，传下了严密的军事制度和纪律，使得他手下那批战士，此后两百年间在全世界所向无敌。
天启六年（1626年），努尔哈赤率后金军至宁远，袁崇焕等宁远守军以火器拒之，努尔哈赤负伤败走不久而亡，称“宁远大捷”。《清高祖实录》“自二十五岁起兵以来，征讨诸处，战无不捷，攻无不可，惟宁远一城不下”；清修《明史·袁崇焕传》“我大清举兵所向，无不摧破。诸将罔敢议战守。议战守自崇焕始。“天启七年即天聪元年（1627年），后金皇太极以“明人于锦州、大凌河、小凌河筑城屯田”，没有议和诚意为藉口，亲率数万军队，出沈阳，举兵向西，进攻宁锦，因损失惨重败回沈阳，称为“宁锦大捷”，是明军对清军第二次血战胜利。
有一个现形非常值得注意，终大明一朝，经常缺乏有才能的统帅，根本症结是在明朝一个绝对荒谬的制度，由文官指挥战役。这个制度的根源，在于皇帝不信任武官，以及文官权力的无限大，同阶文官大武官三级，武官掌兵最多不过一省，战时皆是文官任督师巡抚来指挥。早先是派文官去军中监视，后来索性叫文官做总指挥，到后来连文官也不信任了，于是再加派太监作监军。
无力回天崇祯，争议不休袁崇焕，杀与不杀？
天启七年（1627年）木匠皇帝不慎落水病重而亡，无子故其弟接班，年号崇祯。继位伊始，大力清除阉党，谈笑间铲除魏忠贤集团，袁崇焕以五年复辽之言勤于政事，节俭朴素，并六下罪己诏，可谓兢兢业业，曾一度使明室有了中兴的可能。只是之前多年的政局混乱，加上此时明朝因小冰河期天气异常寒冷，灾荒频繁和外敌频繁入侵在风雨中飘摇。满清铁骑的崛起，全国性大灾荒以致大规模农民起义，地方势力割据，庞大的文官集团把持朝政，朝政腐败到辽营军饷未出京即被盘剥过半，主战主和两派分庭对抗，朋党之争的态势依然严峻。
尽管继位之后迅速剿灭魏忠贤一党，显示了其果敢的一面，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在随后的十余年执政生涯中其内阁成员如走马灯般更迭，兵部尚书及督师等也是屡遭贬斥，只是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17年（1644），李自成军攻破北京后，于煤山自缢身亡，为江山社稷而死，遗诏：“朕自登极十七年，上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皆诸臣误朕也。任尔分裂朕尸，可将文武尽皆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满清亡国之君岂不羞愧？）
早年看《碧血剑》，甚觉崇祯昏庸；后来看《帝女花》，才觉此人可怜至极。“决事果断，雷厉风行，如处理阉党一案， 也有心细多疑，优柔寡断之一面，比如先攘外抑或先安内，一直拿不定注意，遂误国家 ；“既有刻薄寡恩、翻脸无情之一面，也有多情柔肠之一面，对周后互敬互爱；他自制极严，不耽犬马，不好女色，生活简朴；他也经常征求左右的意见，但刚愎自用，不能做到虚怀纳谏；他知人善任，如袁崇焕、杨嗣昌、洪承畴等具一代文武全才，任用他们时，言听计从，优遇有加，一旦翻脸，严酷无情，果于杀戮，导致用人不专，出现崇祯朝五十相局面；他悯恤黎民疾苦，常下诏罪己；他励精图治，经常平台招对，咨问政之得失，与臣下论讨兴亡之道，为政察察，事必躬亲，欲为中兴之主，但求治心切，责臣太骤，以致人心恐慌，言路断绝常谓所任非人，终成孤家寡人，至煤山殉国，从死者唯一太监耳。”
崇祯元年（1628年）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平台应对五年平辽。二年六月，擅杀毛文龙；十月，己巳之变，皇太极率数十万清兵绕道蒙古，避开袁崇焕防区，顺利突破长城，兵临遵化城下，距离京师300里，京师戒严；十一月初五遵化失陷，驰报明廷，人心大震，朝野惊恐；十一月二十日，八旗军兵临北京城，战至二十九日，遂解京城之围。十二月初，袁崇焕逮捕入狱；三年八月，以磔（zhé）刑（分裂肢体）处死于西市，弃尸于市。（“谋叛欺君，结奸蠹国。斩帅以践虏约，市米以资盗粮。既用束酋，阳导入犯，复散援师，明拟长驱，及戎马在效，顿兵观望，暗藏夷使，坚请入城，意欲何为？致庙社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国榷》卷九十一，崇祯三年八月癸亥崇祯圣旨)。
崇祯杀袁崇焕，袁崇焕杀毛文龙，都是非常具有争议的。虽然袁崇焕负责蓟辽军事，但毛文龙位于敌后战场，实不在其统帅之下，而袁崇焕矫诏而斩，实在是越权行为，必然被崇祯所忌。辽东失陷后，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开创了军事重镇东江镇，活百万辽人，在与后金的战争中颇有战功。只是毛文龙为人骄恣，所上事多浮夸，索饷过多，而且自开马市来私通敌人，不受袁崇焕节制，而被其罗织十二条罪名（其实不少不仅不合理，甚至互相矛盾）所杀。董其昌：“毛文龙以二百人夺镇江，擒逆贼，献之阙下，不费国家一把铁、一束草、一斗粮。立此奇功，真奇侠绝伦，可以寄边事者！如此胆略，夫岂易得？使今有三文龙，奴可掳，辽可复，永芳、养性可坐缚而衅之鼓下矣。”
毛文龙被杀，对被其救活的百万辽民影响是相当大的，加上后来崇祯因不愿自己打脸而为其正名（之前认可袁崇焕杀毛文龙一事），以至于后来数次兵变（也有粮饷、地方歧视其他诸多因素），甚至背叛投敌于血海深仇的后金，影响极其严重。崇祯四年八月，大明的军事重镇登莱二州被一扫而空，丧生的官兵百姓难以计数，徐光启的军事改革计划破产，大明数年投入的钱财、物资、技术人员（包括一大批西洋教官）打了水漂，孔有德率众（经过孙元化和徐光启调教的火器化东江军，是当时明朝最先进和最具战斗力的野战军，人数不详）投降满清，皇太极从此掌握了与明朝相同水平的火器技术，大明的科技优势不复存在。
虽然按照朝廷分工，袁崇焕主要分管山海关外防务，蓟辽总督刘策分管关内防务。但是，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对整个蓟辽地区的防务都是责无旁贷，况且后金铁骑正是从山海关外而来，这样严重的失职，就算是现在最少也是罢职的处分。虽然按金庸《袁崇焕评传》所述，其欲以“背捍神京，面拒敌众”堵塞围歼八旗军于国门，完全是诱敌深入以合围的战略（因为明军多步足，清军多骑兵，理论上确实不错），但出于当时造成的恐慌，以及京城子民死伤惨重，加上满清的离间，遂被冤杀。 《石匮书》“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再开膛出五脏，截寸而沽。百姓买得，和烧酒生吞，血流齿颊”，袁崇焕卒年四十七岁。袁崇焕在行刑前，念出了自己的遗言：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依旧守辽东。
史上历来皆有为袁崇焕平反，即便南明政府就有三次。《明史》袁崇焕传：“会我大清设间，谓崇焕密有成约，令所获宦官知之，阴纵使去。其人奔告于帝，帝信之不疑。十二月朔再召对，遂缚下诏狱。” 梁启超在《袁崇焕传》的题目上，加了“明季第一重要人物”的形容词，传中说：“故袁督师一日不去，则满洲万不能得志于中国。”康有为在《袁督师遗集序》中说：“非止以一身之生死系一姓之存亡，实以一身之生命关中国之全局……假若间不行而能尽其才，明或不亡。”他认为白起、韩信、斛律光、岳飞四人被谗而死，虽令人感叹，但于国家存亡无关，不及袁崇焕事件影响深远。李济深《重修明督师袁崇焕词墓碑》：“论明清间事者，佥以为督师不死，满清不能入主中原。”近日史学家钩稽事实，证明袁如不死，满洲不能坐大，即未必克入主中原，故袁死所关之重，有同岳飞于宋。文天祥辈尚非其比也。
如果袁崇焕不杀毛文龙，如果崇祯不杀袁崇焕，只是历史哪有如果。但不管怎么样，这一斩一杀，无疑加速了大明的灭亡。
细看历史其实很有意思，崇祯的处境（只论内忧）与500多年前的宋神宗，和150年后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颇为相似。如果时光回到1787年，如果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您能否更好的管理这个国家？历史是否因为一个现代人的管理能力而改变轨迹，譬如，法国大革命也许不会爆发，路易十六也不用上断头台了？
这并不是一个穿越问题，而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实验。1986年德国心理学家Kuhle和Badke创造了一个模拟实验，受测者把自己当作国王，任务是根据1787年路易十六面临的困局，拟定一个战略计划。1787年法国处于大革命前夕，社会环境一塌糊涂。最集中的矛盾体现为财政危机，路易十六要面对这些头疼的财务问题：1.他娶了一个超爱花钱的王后，著名的“赤字夫人”玛丽安托奈特。2.因卷入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债务高达20亿法郎，濒临破产。3.社会财富聚集于教士和贵族手中，他们享受特权，拒不缴税。受测者根据这些情况设计了各种解决方案，例如有人说“我要从贵族那儿收一大笔钱，平衡国库预算”，有人说“要集中精力扩大法国出口，换取外汇”，还有人建议“消减王室开支，王让后少花点钱！”，等等。
只是实验结果显示，虽然这些受测者具备现代人的眼界以及“后见之明”的优势，他们的方案并不能真正解决二百年前的问题。这些方案要么抓错了重点（财政危机主因），要么缺乏执行的必备条件（向贵族收税很难落实）。比起现代人纸上谈兵，当年法国财政大臣卡洛纳的计划也许更有价值。卡洛纳的改革计划（很容易联想到王安石变法）是一整套设想，包括用综合税代替人头税，取消国内关税，没收教会财产，设立省级会议，减缓法国三个等级的对立，等等。可是，真实历史的走向，所有人都知道了：1787年，卡洛纳方案因贵族反对而陷入僵局，路易十六解雇卡洛纳（宋神宗熙宁十年，王安石罢相退居金陵） -> 两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王室推翻 -> 六年后，路易十六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实验”对于一些穿越小说的主题设定提出了挑战。人们经常读到类似的情景是一个平凡的男猪穿回古代，凭借现代经验作出成功的谋划，最后获得江山美人。很多人说这也许是一个没法验证的问题，除非你真的让他穿回去，证明给你看。其实你不需要让他们穿回去，因为有更简单的办法可证明，男猪十有八九是要失败的（关于王安石变法有一本穿越小说《新宋》写的不错）。这个证明方法就是利用计算机模拟的规划性游戏，有一本有趣的书讲到类似的计算机实验，此书名字是《The Logic of Failure》，作者是德国的认知科学家Dietrich Dorner。Dietrich创设了一些计算机模拟的规划性游戏，这些实验有各种各样的设定，比如在一个游戏里，你可能是一个市长，管理一个英国城市。在另一个游戏里，你可能变成一个酋长，领导着西非的一个游牧部落。
事实上，模拟实验发现，绝大多数受测者，不论其现实身份如何，在应付人类社会演化或是自然生态这些复杂性系统时，他们的能力全都弱爆了。这些受测者都很认真投入的进行分析、规划、和决策，可他们若当了市长、酋长、甚至村长，在模拟环境里，你将看到他们治下的社会走向各种失败之局：人口不是爆炸就是灭绝、生产不是畸形就是停滞、生态灾难、全盘性大饥荒，等等。
所以，在此意义上，如果一个人穿回1787年变成路易十六，哪怕他是一个当代市委书记，那么恭喜这位男猪，最可能的历史轨迹就是：他将把自己提前送上断头台，顺便把法国古代人民多玩死几个。
历史含糊不得。
大明的灭亡因素有很多，只能择期部分来描述当时的情形。小冰河期是1580-1650年，万历在位1573-1620年，也就是说万历在位48年，40年处于严重自然灾害之下，前工业社会长期自然灾害对一个国家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是普通现代人无法想象的，不过可以参考下非洲。虽然前面张居正打下了好底子，但是后面就要靠万历自己了，可惜事情的结果实在令人失望。
但不论如何，这个国人严重被清朝误导300年的大明，这个5000年历史里惟有被轻视战斗力保持了最久近300年的大明（大明一朝276年，确实没有对外屈膝一星半点），这个“流行”骂皇帝的大明（正德年间，皇帝朱厚照要搞出游，遭到了大臣的一致反对，先后杖毙了十几位大臣，但是大臣依然犯颜阻拦，最后正德帝只能妥协），这个六科给事中是有权利驳回皇帝旨意的大明（虽然这个权利很少有动用，但是确实存在，这已经是君主立宪的萌芽），这个士子们视媚上为仇寇（无论什么人，有明一代，没有一个媚上的获得好下场。反而是那些犯颜的大臣成为天下读书人景仰的典范。），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大明。
亡国不亡骨气，断头不断脊梁。正是这个最多人污蔑的明朝，无论是遇到多大压力，既没有屈膝投降，也没有割地赔款。到了明末那种内忧外患中，明朝依然兵分两路顽强对付满清和李自成，对关外的国土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全辽可复”的愿望。从明英宗到崇祯帝的几次北京保卫战中，明朝更是坚定，兵临城下仍然宁死不迁都“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亡”，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可耻了与那个常说的“明清”，与那个后面“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满清相提并论，何其可悲。
崇祯之后，南明政府依旧延续了近40年，直到1683年郑克塽降清，宁靖王朱术桂自杀殉国，南明覆灭。清初孔尚任《桃花扇》，便是一部反映明末南明灭亡的历史戏剧，誉为“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实事实人，有凭有据。”
虽然晚明之时，腐朽的理学开始受到重视客观实际的心学的冲击。但到了清朝这个专制残暴和扭曲都达到顶峰的朝代，骨气和思想，早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乾隆修《四库全书》，毁书多于修书。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等人的著作，都成为禁书。文字狱之彻底可见一斑。满清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恶毒。《天工开物》《物理小识》《武备志》《明将军传》等记录中国明朝科学成就的书籍也被清朝列为禁书。吴三桂的《反满檄文》，《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现在有几个还知道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广州大屠杀？），在中华本土消失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满清就是这样阉割了中华的光辉科技和灿烂文化，使中国回到了欧洲中世纪黑暗蒙昧的境地。思想没了，文化没了，科技没了，后来钱也没了。发展了几千年，又被打到原始社会，怎能不愚昧不落后？难怪小日本嘲笑：中国发展5000年不如日本发展50年。
中国传统的为官直言敢谏，为史秉笔直书的观念彻底被摧毁。后来又被东西方列强欺负和蹂躏，国人的自卑和媚外也顺便产生了。被征服和奴役的太久，都进了潜意识，形成了习惯。鲁迅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而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当满清遗老被迫哭哭啼啼不愿剪掉辫子之时，可有人还记得那个“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明末清初。
奈何，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
中国的历史，从来不缺帝王将相、忠臣烈女、奸佞小人、草莽豪侠，可这形形色色的人等，大多却或主动或被动地套上了面具，描上了脸谱。一幕幕活剧虽然精彩纷呈，却难免让人觉得遥远而虚空。只是如果细看之下，那一个个固化的脸谱，是何等的有血有肉，何其的栩栩如生。
只是，秦时明月汉时关的千古情怀里，究竟埋藏了多少的血雨腥风。也许来来去去，无非还是那一句话：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戚继光有句诗，未敢忘危负年华。只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盛夏江畔的夜色格外迷人，一罐酒，一习凉风。
只看一眼万年，便是千古在目。
可惜，是夜无月。
注：看了数月，写了数日，有所思，有所感，仅此而已。癸巳夏。